宋熙宁九年（公元1076年）八月十五日，苏学士与同事共饮于密州（诸城）超然台上。那首千古绝唱《水调歌头》“明月几时有”，就诞生在这一天。当年十一月，告下：苏轼以祠部员外郎直史官移知河中府。此时，距离与弟弟苏辙分别，已经七年多了。
次年二月上旬，苏学士与弟弟苏辙相遇于赴河中上任的路上。七年未见，手足情深的兄弟俩，相逢之后，自然是喜不自胜。兄弟二人携手同往河中，行知陈桥驿，苏轼收到诏告，又被改任为徐州知州。熙宁十年（公元1077年）四月二十一日，苏轼到达徐州，由此开始了自己在徐州的任期。
实际上，在徐州的苏轼，严格来说，还不能被称作苏东坡。东坡先生的名号，是源之数年后黄州的东坡冈上。絮絮叨叨这么多，只想表白一句话，徐州，是苏学士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。有生之年，最大的愿望，如果能沿着苏学士经历过的轨迹，眉州开封凤翔，杭州密州徐州，黄州扬州定州，惠州儋州常州，都能亲身所至，能够切身感受到中国千古一人的气息，由此，此生夫复何求？
今日徐州
苏轼到任徐州不过两个半月，忽闻黄河绝口。一泻千里之水，已流入山东巨野，始灌东平。八月间，梁山泛滥，河水暴涨，水急涨到徐州城下。“水穿城下作雷鸣，泥满城头飞雨滑”，情势非常可怕。初到任上的苏轼当机立断，“富有者都出城，民心立刻动摇，我跟谁来守这个城？有我在，绝不任水败城”。
苏轼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即时召集民工修堤，他穿着雨靴，带上手杖，日夜在堤上巡视。一天二十四小时，他日夜守在城中，从不回家。这次大水，历经七十余日，至十月初五，水才渐见消退。水退后，苏轼于徐州东门上新建大楼，用黄土做地基，名之曰“黄楼”，取五行中土能克水之意。
黄楼遂成，苏辙寄来填就《黄楼赋》，苏轼放弃了自撰记文的想法，亲自书写此赋刻石。弟作兄书，亦是一段佳话。这便是中国书法史上有名的《黄楼赋》的由来。相传，苏轼写此碑文时，官妓马盼盼侍奉在侧，盼盼平时学苏轼书法，颇有心得，也深得苏轼钟爱。其间苏轼离开，盼盼代笔续写了“山川开合”四个字，苏轼回来看后，哈哈大笑，稍加润色，不再更写。
乌台诗案发生后，诏令毁尽天下苏碑。当时的徐州郡守不忍破坏，令人将《黄楼赋》的石碑沉入城壕水底，改楼名为“观风”，以此应付差事。北宋末年，这个禁令渐渐松懈，当时的徐州太守苗仲先，派人将石碑打捞出来，雇人日夜拓印，既得拓片数千本。再令人将石碑捣碎，毁之尽矣。仲先任满回京，将这批拓片高价卖出，遂发横财。
苏轼在徐州任上，邀约好友王定国来徐州一叙。定国名王巩，《定风波》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，便是若干年后，定国从岭南归来，苏轼写给定国的侍女柔奴的。定国父亲与苏轼相交，两人的关系，在亦师亦友之间。定国在徐州，恰逢苏轼公务繁忙之际。在苏轼的安排下，定国徐州之行，不过十日，却成诗百首，可谓高产。而苏轼伴游虽少，却也留下了不少的佳作。
自古以来，民间都流传着许多苏轼与佛印的故事。江湖传说不足道也，而佛印，更是史书不见之人。苏学士有友僧，名曰参寥。参寥是苏轼的学生秦观的好朋友，经秦观引荐，两人在徐州一见如故，终成至交。一次宴席，酒酣之时，苏轼让官妓马盼盼持笔向参寥索诗。明知是苏轼在调侃自己，参寥笑做一绝句，其中两句，流传千古，“禅心已作沾泥絮，不逐春风上下狂”，深得苏轼称赞，而参寥的为人，苏轼更是以“梅妻鹤子”的林逋相比。可见参寥在苏轼心目中的位置有多高。
宋人画竹者，当以文同为最佳。成语成竹在胸，说的就是文同的故事。文同与苏轼同为蜀人，却是以诗文书画相交。文同常曰，“吾墨竹一派在徐州”，已是公开承认苏轼得其真传，而苏轼也坦然到，“吾墨竹尽得与可（文同字）法”。两人诗文传诵，留下几多诗画。文同在陈州殁，消息传来，身在徐州的苏轼，三天三夜没有睡觉，终日以泪洗面。苏轼与文同的情谊，不但是文学绘画上的知音，更重要的是，两人人格和为人风度的共鸣。苏轼有《祭文与可文》存留于世，每每读来，不禁潸然泪下。
元丰二年（公元1079年）三月，朝廷告下，苏轼出任湖州太守。苏轼也就结束了自己在徐州短短两年的任期，同时，也就此步入了他人生的低谷之中了。而我们所知道的乌台诗案，正是源于苏轼到湖州上任后，递交朝廷的谢表所引起的。
